有哪些地方曾经很繁荣，因为行政区划的调整而衰落？
如河南的开封本来是河南省会，现在和郑州的差距太大了。类似的还有安徽的安庆，原本是省会，现在也落后于合肥.
在聊城这座城市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占坑，先胡乱回答下，日后会逐渐丰富答案。
不是土生却是土长的聊城人，从12岁到20岁，在这座城市求学8年，对这座城市爱的深沉。
记得上学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站在大街上数高楼，一旦出现了十层楼以上的建筑，就欣欣然，陶陶然，为我大聊城的或大或小的进步感到自豪与欣慰。好像是从06年后，新的建筑层出不穷，再也记不住有多少栋高层，索性就放弃了这一爱好。
记得04年时，在聊城大学看杨钰莹的演唱会。因为人家献唱一首“小城故事多”，玻璃心受到了刺激，于是乎，就和一干中学生往舞台上扔矿泉水瓶，怒骂女歌手狗眼看人低，因为“我们明明是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犹记得，04年的时候，聊城的城区面积是34平方公里，自己曾经徒步把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丈量了一遍，对每个街道上的标志性建筑，小巷子里的特色苍蝇馆，记得特别清楚。15年之后，大聊城已经真正成为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由一个区扩展成了五个区，城区面积（主城区）已达90多平方公里。城市规模可比肩唐代长安，碾压北京二环，想想还是挺骄傲的。
权威机构对大聊城的定位是四线城市，聊城人也好像并无野心，心安理得地过着小城市的生活。这一点，真心是感觉有点不满意。聊城喜欢做济南的小弟，稍微有点闲钱，就喜欢去济南消费。十几年前，市政府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定位是济南的后花园，只可惜，所托非人，十多年过去了，济南的发展原地踏步，我大聊城也被国务院从半岛都市群划归到中原城市群。但饶是如此，大聊城还是对济南死心塌地，颇有点不争气，一条路走到黑的意思。
很多人都在吐槽聊城穷，其实，放眼全国，我大聊城的经济规模并不差，妥妥秒杀全国2/3的地级市。拿到除江苏山东之外的省去，妥妥能进前五强，加之气候适宜，绿化规划合理，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如果说聊城土，我也是不承认的。毕竟，国家卫生城市，江北水城，东方的威尼斯不是盖的。如果说土，请东行九十公里吐槽济南，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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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建了万达之后，一切自我感觉良好都土崩瓦解了。别家的万达是城市中心，俺们家的万达却成了城乡结合部，自开业第一天起，就被聊城人民亲切地形容为扩大版的铁塔，“整合版的亿丰”、“豪华版的城乡结合部”，并带动了周边产业，聊城当地的小吃摊全部在这里云集，炸串、大香肠、糖葫芦应有尽有，跑去买了杯星巴克都怀疑是买了山寨货。
再说说聊城人。个人对大聊城的出租车司机腹诽颇多，一个个都和青皮小混混似的，为了多挣点钱，经常绕远路，擅自让乘客拼车，态度极为野蛮，素质极端差劲。好在，近些年在滴滴和三蹦子的加积之下，有所改善。从火车站打车，也不用害怕被小混混给坑了。
都说聊城重视体制内，择偶的首选标准是公务员，医生，教师。为此，就给我大聊城冠以思想保守，井底之蛙的种种称谓。其实，重视体制内并只是我大聊城的特色，放眼挣个齐鲁，乃至华夏，绝大部分人在选择就业的时候还是会选择体制内。毕竟，与国同休才是上上签。再者，精英人士进入体制内，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行为，毕竟，只有进入了体制内才有可能造福于民，青史留名。
在聊城这座城市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在聊城生活，你永远不会迷路，失去方向感，因为它的交通道路是横平竖直的，基本上把城市划分成了一个个标准的方块状。在聊城生活，你会发现市区公交车停的真频繁，估计走个300-400米就一站。在聊城，你会发现车辆开的真慢，急死你，好像大家都是来旅游的。说实话，聊城的市容卫生和省外其他地级市比，还是相当不错的，起码干净整洁，这个方面无愧于“国家卫生城市”的称号。在外地我，很怀念聊城的早餐，豆浆、油条，各种馅的火烧，豆腐脑、鸡蛋糕，呱嗒、胡辣汤，韭菜盒子，让我想想直流口水。不管怎么说，这里是我的家乡。聊城人普遍比较勤劳、吃苦，具有上进心，积极奔“钱途”。缺点：胆子不够大、略保守，更喜欢做官、进事业单位。
有哪些地方曾经很繁荣，因为行政区划的调整而衰落？
在浙江省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一个区域的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合法的手段，反抗上级机关不符合他们利益的行政决定。经过8年争取，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上级的行政决定
2004年3月8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两会”顺利闭幕，这是整整10年来，黄岩区最正常的一次“两会”，整个台州好像都松了一口气。
但时至今日，谈起黄岩问题，台州市委、市政府仍然讳莫如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王同元曾于2003年黄岩区人大休会期间率工作组赴黄岩调研。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王表示：“黄岩人大的事情，解决了就好了。你们要采访还是找当地。”
撤市设区初起纷争
“其实，现在的台州市区，就是当年的黄岩县。”一位离休干部对比着过去的黄岩县和现在的台州地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台州市成立于1994年，由原来的台州地区改建而成，其辖区包括椒江、路桥、黄岩三区，以及周围的仙居、临海、温岭等六县(市)，行政中心所在地从临海迁至椒江。
台州市区的两个区椒江和路桥，上世纪80年代初都属于黄岩县。随后，椒江镇从黄岩独立出来，成为县级市。1989年，黄岩也升格为县级市。1994年，黄岩市最富裕的路桥镇被分割出来，成为台州市的路桥区，黄岩市也撤市设区。
撤市设区之前，黄岩市已跻身全国百强县(市)、浙江省十强，是台州地区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县。黄岩一直以工业为支柱，发展势头极其强劲。
“当时的黄岩市正在向中等城市靠拢，掌握的是县一级的独立财政和事权，并有部分地级事权。”一位老干部回忆说。
1994年，台州地委行署上报撤销地委设立台州市，并且市中心从原地区行署所在地临海县搬到椒江区。消息传来，立即在黄岩激起强烈反弹。
报告刺激黄岩市最深的有三点，第一，“黄岩市”从此不复存在，成为“黄岩区”；第二，作为黄岩市一部分的路桥镇将升格为路桥区，与黄岩区并列，财政完全独立；第三，黄岩作为县级市的独立财权、事权将完全丧失。
黄岩区政协委员喻允堂回忆说：“按照法律，撤市设区这样的大事，必须由市人大审议通过，可是根本没有，连黄岩市政府、市长办公室都没有研究过。只在台州地委研究通过，然后就上报了。”
于是，在1994年4月，黄岩市人大会议期间，160名人大代表(占总数的70%)联名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和民政部，要求撤销台州地委撤地设市的报告。
此举使台州地委大惊。
黄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海荣接到命令:一定要在黄岩人大通过一封信，以人大的名义说明，之前的上书只是少部分人大代表的无理取闹，不是民意的体现，以此保证台州建市的顺利进行。
但是这封信无法在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获得通过，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也拒绝签字。
郭海荣以黄岩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名义，在信上签字盖章。这封信否定了160位代表的决议，说：“少数人大代表……”
1994年8月，台州撤地设市，市中心从临海搬到椒江，黄岩撤市设区。
罢会、罢官、罢选
时隔一年，1995年3月，“黄岩市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顺延易名为“黄岩区人民代表大会”。由于台州建市之后的第一届市人代会将于4月召开，本次人大还要选举产生市人大代表，台州市有关部门已经多次在黄岩做工作，一定要把黄岩人大开成“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走向未来的大会”。
但是人代会开幕当天，全体代表站在会场门口拒绝进场，抗议一年前郭海荣民意的做法。
罢会时间长达一天。区、市领导反复做工作，人大代表们回答可以开会，不过首先要罢免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海荣。省人大常委会一位副主任恳求道:“能不能先不罢免，由省委成立一个调查组调查一下？”
一位人大常委马上反驳说:“还有必要调查吗？去年的人大代表都在现场，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大家很清楚。”
不得已，领导只得同意人大复会之后的第一项程序，就是无记名决议对郭海荣的罢免案。
投票结果为赞成169票，反对22票，弃权21票(当天会议应到代表228名，实到212名)，罢免案当即在一片掌声中通过。
根据《法制与新闻》杂志1995年的报道:“晚9时许，参加人代会的200多名代表列队走出了会场。尽管下着小雨，但仍有上千名群众聚集在区政府的大门口，冒雨欢迎人民代表，有的还放起了鞭炮。不少代表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年的人大代表邱福生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回忆说:“罢免郭海荣以后，我记得天已经很晚了，有饭店给我们免费送来馒头。老百姓的喊声此起彼伏:‘人民代表好’，‘人民代表万岁’……”
罢免郭海荣并没有解决问题，代表们出于对黄岩撤市设区的抵触心理，在选举出席台州市首届人大的54名代表时纷纷弃权，结果无一候选人超过半数。选举宣告失败。
相反，黄岩“两会”以绝对多数票分别通过了“要求恢复黄岩市”的人大决议案和政协建议案。
黄岩人大的“罢会、罢官、罢选”惊动了浙江省委。
1995年3月下旬。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对黄岩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形成1995年3号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该纪要明确指示：“黄岩撤市设区后，财政体制相应改为区级财政体制，但考虑到该地实际情况，原县一级财政的利益格局基本维持不变，原则上保留县一级事权。”
虽然没能恢复黄岩市，但是财权、事权下放已经意味着黄岩的半独立。于是，在4月再次召开的黄岩区人大会议上，代表们一次性选足了台州市首届人大代表。
遗憾的是，浙江省委的《纪要》在台州并没有被执行。
财权事权争夺八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只有中央、省、县三级行政机构，地区行署作为省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管理本地区的县。1982年，经过在江苏省的“地改市”、“市管县”试点以后，“市管县”体制在中国迅速普及。台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94年撤地设市。
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省、地(市)、县(市)三级管理体系不同，浙江省大部分县和县级市的党政一把手以及财政都直接由省管理，实行省、县两级管理。中国只有浙江和海南实行这样的管理体制。
近10年来，浙江省的县权进一步下放。1992年，浙江先对省内13个经济强县下放了审批权;1997年，又在萧山、余杭试行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2002年8月，浙江省委办公厅下发文件，扩大绍兴等17个县(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将313项本该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下放到上述17个县，内容涵盖了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几乎囊括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这次权限的下放，后来被归结为四个字——“能放都放”。
在这样的背景下，县级财政直接上交到省，而地级市所能够获得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仅限于所辖各个城区。而对于并入市区的县级区而言，在按规定向省上缴一定比例的财政收入之外，还要再向市级财政上缴一定比例的财政收入。
当地的研究者分析说，这种管理体制使得地级市发展受到限制，但却让县域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作为原来财政独立的县级黄岩市，每年只需要向浙江省上缴基数已定的预算内财政(1994年划定基数为2058万元)，和超基数财政收入的20%。1994年台州建市方案甫定，黄岩一方面失去了财政收入大户——商业发达的路桥镇，另一方面还要多缴纳超基数财政收入的30%给台州市，一进一出，损失颇大。
而事权方面，究其实质也是利益。黄岩由市改区之后，丧失了绝大部分独立审批权、人事任免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银行业务中，外地汇入黄岩的款项，凡收款人地点填写台州市黄岩区的，均通过电子联行汇到台州(椒江)再转入黄岩区人民银行，时间上比直汇黄岩要迟2天。
一位企业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个事权问题对企业的影响有多大，其他的先别说，我几乎每天要到13公里外的椒江(台州市政府所在地)跑两趟，光是汽油就浪费了多少？”
人大代表、黄岩果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柴建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黄岩撤市设区之后，大一点的土地审批都要经过台州市。黄岩现在68%是山区，发展的还是工业。要建一个39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上报到市里，台州市得把这个数字放到整个市区的用地指标里一起考虑，就是不能批。结果黄岩只能搞一个19平方公里的开发区，根本不够用。”
这位企业家在名片上把自己的公司地址写成“浙江省黄岩……”，而不是“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他告诉记者，好多黄岩企业家的名片上都没有“台州”二字。这一点也在记者后来的采访中得到证实。
台州市也有自己的难处，由于浙江实行的是省、县二级管理，地市一级相对虚弱。从表面上看，台州市下辖三区六县，事实上临海、玉环等六个县(含县级市)的财政收入只是虚账，直接上缴到浙江省，台州市掌握的财政只来自椒江、路桥和黄岩三区。
台州市财政局预算处的林处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台州市属的一些县财政都是不错的。我两年前在玉环县做财政局长的时候，日子过得不错。现在到了台州市就得过穷日子了。台州财政收入少，只有黄岩、椒江、路桥三个区。”
以2003年为例，根据台州市财政局提供的数据，台州市的财政收入为108.68亿元。但实际台州市可支配财政收入远远低于此数字。当年黄岩区上缴了1.45亿元，占整个台州市可支配财政13.4%。从中可以计算出，台州市真正可支配财政约为10亿元。
如果失去了黄岩的财政贡献，本来就不宽裕的台州财政将更为紧张。
尽管有省委的《纪要》，但台州市并未执行，而黄岩对于独立财权和事权的主张成为每年人大的重要内容。在一年一度的黄岩两会上，对于撤市设区的抗议，成为两会的主轴。结果黄岩“两会”被称为“年年难开年年开”，黄岩区历任区委书记、区长都把开好“两会”列为任内的头等任务。
从1996年开始，每年黄岩区“两会”上都会通过人大决议案和政协建议案，要求黄岩恢复县级市建制和落实省委1995年3号《纪要》，后来还通过决议案要求黄岩区政府向台州市政府申报。
1995年之后8年内，黄岩区委书记已经换了5个，平均任职时间不足两年。
8年内，关于落实财权事权的提案年年出现，而由于迟迟无法落实，多次出现“两会”休会，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屡屡上访。
从2001年开始，黄岩区政府在每年“两会”上，还必须向大会专项报告财权事权的落实情况，和区政府在过去一年中为落实黄岩县级财权事权所做的工作。
2000年“两会”期间，当时的区委书记曾指责人大代表搞“非组织活动”，并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恰逢当年是台州市人大的换届选举，黄岩区仅有4位代表得到超过半数的选票，8位市下派的候选人和这位区委书记，全部落选。
一位人大代表总结这8年说：“一开始我们主要想把台州市搬回到临海去。因为撤销黄岩市是违背有关程序的，那时候椒江的台州市行政中心正在建造过程中，我们以为台州市搬回去的话，黄岩市就保住了。1997年以后，台州市搬回临海是不可能了，我们就退而要求黄岩撤区设市，并落实1995年的省委《纪要》收回财权事权。再到2000年，看到萧山、余杭成了杭州的区，鄞县成为宁波的区，但是财权事权独立，我们从现实考虑，就先要求落实财权事权了。”
“留守政府”以及最终妥协
截至2002年，黄岩区上缴台州市财政近8亿元，而且每年的数字都在增长。随之一同增长的是黄岩“两会”代表、委员的不满。
2003年黄岩区“两会”召开之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会议之前都要求先落实黄岩财权事权再开会，使预备会一直无法顺利进行。僵持3天之后，3月19日，台州市委书记史久武与代表、委员对话，要求先把会开起来，在会中再与代表、委员协商。
3月20日区人大会议正式开幕，仅隔2天，即3月23日就因无法顺利进行而休会。
3月25日，70余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赴杭州上访，向省委、省政府报告，要求督促台州市尽快落实黄岩县一级财权事权。恰逢此后SARS肆虐，一切工作停顿。SARS之后，浙江省委省政府下派工作组专项调查。但是由于没有实质性进展，黄岩两会持续休会长达8个月。这一届人代会恰逢换届选举，按照法理，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未成立，又未选举产生新政府和任命法院、检察院领导，因此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黄岩区出现了全国罕见的“留守”政府。
2003年9月4日上午9点半，130多位黄岩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乘58辆轿车开赴台州市委市政府，要求与市委市政府领导对话。记者从当时的录像片中看到，近60辆轿车排成一列，每辆轿车前窗上贴有红色号码，打着双黄灯缓缓前进，秩序井然。
到达市府大楼后，代表委员们列队进入会场，然后顺序发言，没有出现争抢话筒的混乱场面。除了少数人略有激动，大部分发言都很克制。发言内容主要还是集中于吁请财权事权的尽快落实。
市委书记史久武发言时，会场内非常安静。略有些不和谐的是会场内烟雾缭绕，并且时有手机铃响。
当天的对话没有形成决议，下午1点代表委员们离开会场。
2003年10月10日，台州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终于讨论通过了调整市与黄岩区收入分配及事权的决定。在收入分配上，黄岩的区级财政体制维持不变，但是上缴市级财政数目调整为年地方财政收入的5%(原为30%)，黄岩区原则上保留县一级事权。
根据目前的预算，妥协方案使2004年台州市财政可支配收入减少了1个多亿。“台州的财政一直都不宽裕。除掉2004年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长，预计2004年可支配收入与2003年基本持平。”台州市财政局的王局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休会8个月之后，黄岩区“两会”分别于2003年11月3日(人大)和6日(政协)复会，顺利选出新一届区人大、区政府和区政协三套班子，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长的地方留守政府。
黄岩问题终以双方的妥协告一段落。
事权的解释和落实
“黄岩叫好，我们肯定叫穷。”台州市财政局预算处的林处长苦笑着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台州的财政是吃饭财政。公职人员有8000多，每个人一年就要五六万。台州市开发区是行政中心搬过来之后才兴建的，没有什么工业基础。所以台州市自己没有钱，靠儿子养。何况儿子也不多，只有三个，现在还少了一个。除了自己节省之外，我们只能打报告向父亲(浙江省)要钱，也不知道能要多少钱。”
对于妥协方案，黄岩方面也并不只是“叫好”。
记者问道：“黄岩的财权、事权解决，能不能说黄岩问题就解决了呢？”
政协委员喻允堂回答道:“还差得远，即使是财权事权完全落实，黄岩的损失也非常大。1300多年的知名度没有了，还丧失了路桥等乡镇。财权上有一个5%的尾巴，大概每年还要上缴3000万到5000万元给台州市。黄岩从1993年开始向中等城市发展，如果没有撤市设区这么一折腾，现在很有可能已经是一个中等城市了。本来是整个台州地区的龙头，现在的经济发展已经明显落后。”
《瞭望东方周刊》得到的资料显示，2003年黄岩GDP增长13.2%，而椒江和路桥则分别为15%和15.1%，黄岩也低于整个台州市平均的14.9%。
另外，1994年撤市设区前，黄岩(含未划分的路桥)市的GDP远高于台州地区的温岭，而2003年，现在的黄岩区加上路桥区还比不上温岭。
台州市经济委员会政策调研处、法规处副处长王若嘉也承认:“当然由于种种原因，黄岩这几年发展是不如以前了。”
人大代表邱福生则强调：“黄岩的事权落实情况具体怎样，今年只是一个开始。黄岩人大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研小组负责监督落实。”
今年两会开始，黄岩区人大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铁路设站问题和水资源使用问题。
正在确定设计方案的甬台温(宁波-台州-温州)铁路究竟怎样经过台州，能否在黄岩设立一个车站，是今年黄岩两会上的热门议题。和此前的财权、事权问题一样，黄岩两会代表委员又通过合法途径表达了自己的意见，163名人大代表和120名政协委员已经正式向铁道部、浙江省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而水资源问题则是黄岩区和台州市之间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整个台州市区的生活和工业用水来自黄岩境内的长潭水库。随着整个台州市的经济发展，用水需求日益高涨。今年，长潭水库的二期供水工程将开始动工。
1月28日，黄岩两会代表、委员通过一封致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信，认为二期工程立项不符合法律程序。根据代表们的解释，水库的管理和监督权是标准的“县一级”事权。但是二期工程立项时，却避开了黄岩区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由台州市确定了方案。更加重要的是，黄岩区本身用水就非常困难，能否大规模支持整个台州市区还有待商榷。
代表们认为，事权的解释和落实的确只是刚刚开始。
行政争议应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
事实上，当黄岩的十年之痒尘埃落定的时候，人们意识到，争论背后是两种利益、两种发展思路的分歧。
“从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台州撤地设市是有好处的。台州从当年一个分散的地区变成一个地级市，不论城市建设还是区域竞争力，都有惊人的改观。”王若嘉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根据台州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1993-2003年间，台州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183.51亿元增至922.78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5.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524元增至18000元，年均增长率为14.3%。
作为中国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摇篮，台州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医药化工、汽摩配件、服装机械、塑料模具、水泵阀门、家用电器、工艺礼品、服装鞋帽以及水产水果食品生产出口基地，200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178亿元。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1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970元。其中市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
王若嘉指出：“省管县的体制，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好处。但是对于大城市，对于城市化的建设是有弊端的。特别是像台州这样刚刚升格的地级市。”
“关于行政体制的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论。但是既然台州市已经存在，就要好好搞下去。”台州市财政局王局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黄岩人大的这种情况，全国没有第二家。”曾就此事到当地调研的浙江大学政治学教授余逊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与黄岩人大代表的构成状况有关。”
从2003年黄岩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名单中，《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发现:人大代表总人数260人，其中企业家超过了35%，公职人员近51%。农民身份的代表3人，以教师和医生等独立身份参加的代表9人。
“公职人员中相当一部分也是经济独立的。这样党政的约束力就小了。这首先是一群经济上独立的团体。他们有着相当的地位与意识。”余逊达表示。
“黄岩人大之争有一个正当和民主的载体。但是我认为对于行政争议，应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如果人大不开会的话，就不能保证政府机构正常运行，像出现留守政府，这不是个正常现象。”余逊达表示。
但问题在于，黄岩区普通百姓对这长达8年的争议究竟有多少热情？
黄岩区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台州教师进修学院教师童宁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从我平时接触的人来看，我感觉黄岩的百姓对于这个问题是赞成的。”
一位出租车司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个事情闹了很久。我们一直在告。是老百姓告政府。但是渐渐地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了。现在想通了，那是官员的事情。”
离开黄岩之前，记者曾和某报亭报贩闲聊。关于财权和事权，他说：“能有多少用到老百姓身上是关键。我觉得政府不是没钱，而是浪费得太厉害。往往一个市政工程刚开工没多久，就因为领导变更而完全推翻重来。”
总结8年历程后，原黄岩区政协副主席邬烈恩对《瞭望东方周刊》强调说:“8年来，黄岩的意见一直是通过正当的合法途径向上反应，有今天的结果，应该说是民主的进步，也是台州市委领导顺应民意的结果。都说发展是硬道理，我还感觉‘民主也是硬道理’。”
有哪些地方曾经很繁荣，因为行政区划的调整而衰落？
来说一说朝鲜半岛上面因为行政区划调整而衰落的城市。
因为这个回答篇幅已经很长，我将它分成了三篇文章，里面增加了一些细节和扩展内容。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下面的链接。
朝鲜王朝时期，整个半岛被分为八个道，分别是平安道、咸镜道、黄海道、江原道、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和庆尚道。除京畿道外，均是取辖域内主要城市的首字命名。
平安道得名于“平壤”和“安州”。咸镜道得名于“咸兴”和“镜城”。黄海道得名于“黄州”和“海州”。江原道得名于“江陵”和“原州”。忠清道得名于“忠州”和“清州”。全罗道得名于“全州”和“罗州”。庆尚道得名于“庆州”和“尚州”。
朝鲜人安龙福递交给对马岛主的文书，介绍了朝鲜八道，并声明竹岛(郁陵岛)和松岛(独岛)属江原道虽然之后有过23府制和13道制时期，朝鲜战争之后南北双方也各自拆分了一些道，但“八道”依然是半岛上非常重要的地理和文化概念。介绍那些衰落的城市时，我们也根据八道的划分来讲。
下图是13道制，也就是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期半岛上大致的行政区划，方便大家确定各道的位置。三八线自西向东穿过黄海道、京畿道和江原道。目前黄海道大部分属于朝鲜，小部分归韩国，韩国部分纳入仁川市管理。京畿道大部分属于韩国，小部分归朝鲜，朝鲜部分纳入黄海北道和开城市管理。江原道被一分为二，北部三分之一归朝鲜，南部三分之二归韩国，南北行政区划里均有“江原道”。
13道制时期各道的位置首先来讲半岛西北部的平安道。平安道的名称是“平壤”和“安州”两大城市取首字得来的，目前分为平安北道、平安南道和慈江道，首府分别是新义州、平城和江界。平安道内因区划调整而衰落的典型城市是“义州”。
与丹东隔江相望的“新义州”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在它的东侧，有一个已然没落的城市叫做“义州”。古时候，义州是连接中国和朝鲜半岛的重镇。19世纪末的23府制时期曾有义州府，平安北道设立后，义州还曾经一度是道府所在地。
义州和新义州的位置丹东和义州并非隔江正对，20世纪初修铁路时，线路从丹东过江后并未绕道义州，反而是从西边十多公里开外的荒地中取直穿过。铁路开通后，鸭绿江铁桥的朝方一侧逐渐形成街市。1905年，当地被命名为“义州郡新义州洞”。1914年，新义州从义州郡分出，升格为“新义州府”。1924年，平安北道的道府从义州搬到了新义州。京义线开通后的几十年里，新义州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行政等级也不断上升，最终成为了平安北道的中心城市和朝鲜最大的边境城市。
鸭绿江边的新义州建筑与此同时，义州郡则消失在了人们的关注视线中，成了以农业和矿业为主的普通边境地区。目前新义州在行政区划上为“市”，而义州则为“郡”。新义州目前的人口约为36万，而义州只有11万人。从交通上来说，新义州至今仍是朝鲜北方的铁路门户，理论上可以连接北京和釜山。而义州郡则只有一条断头的叫做“德岘线”的支线小铁路。
日本殖民时期的义州城南门，上面写着“海东第一关”京义线开通后，平安道名字中的“安”，即安州也在铁路边形成了名为“新安州”的聚落。由于离城市核心区比较近（6公里左右），新安州最终没有成为单独的城市，而是和老城区逐渐连成了一片。如今，安州市有24万左右的人口，虽然不是首府，但依然是平安南道北部的重要城市。平安南道在被挖去平壤和南浦两大城市后，省会没有选在铁路枢纽安州，反而是在紧贴着平壤边界线的地区新造了一座叫“平城”的城市当省会。如今的平城汇集了一批科研院所，是朝鲜的科技城。
始建于高丽时期的安州百祥楼接下来讲一讲半岛东北部的咸镜道。咸镜道的名称是“咸兴”和“镜城”两大城市取首字得来的，目前分为咸镜北道、咸镜南道和两江道，首府分别是清津、咸兴和惠山。咸兴至今仍然是朝鲜第三大城市，而且咸兴冷面以及李成桂的故事让这座城市在半岛南北都非常有存在感。但镜城在20世纪初开始逐渐没落，如今已是人口仅有10万的小城。
镜城原名“木郎古”，这个地名据说是女真语中“镜子”的意思。朝鲜王朝时期，主政者将北方的女真语地名逐一汉化，取“木郎古”的意义，将当地命名为“镜城”。从下图中可以看到，镜城东临日本海，西北侧不远处就是中国，往南是朝鲜的腹地，往北离图们江很近，那里是更加险要的地方，与女真对峙的最前线。自从纳入朝鲜版图以来，镜城就是北方边陲要塞，尤其是1467年吉州发生不稳事件之后，统治者将吉州降级为县，与之相邻的镜城地位更加凸显，一度成为“都护府”。“咸吉道”也随之改名“咸镜道”。
镜城和清津的位置19世纪末朝鲜半岛实施十三道制后，镜城是咸镜北道的道府所在地，依然保持着东北重镇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北边的新兴城市清津开始快速发展。清津本来是富宁郡的一个渔村。1908年，在日本殖民者的要求下，当地开埠。清津港口条件优越，面向日本海，背后又离中国边境不远，因此日本人想将其打造成掠夺中国东北及朝鲜北部的资源后运往日本的中间站。与清津相比，镜城的劣势主要在于港口条件不佳，且海岸线后不远处就是大片的陡峭高山，与中国之间道路不畅。
镜城古城的南门清津和镜城之间有一个城镇叫“罗南”，原本属于镜城。日据时期，那里是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的两个大本营之一（另一个位于现在的首尔市龙山区）。1920年，咸镜北道的道府先是从镜城中心迁往了罗南。1943年，罗南又并入清津。此后，清津一直是咸镜北道的省会，还曾一度升为直辖市。
上世纪20和30年代，日本殖民者先后开发了咸镜北道最北端的雄基和罗津。相较于清津，这两地的港口条件更好，尤其是罗津，离中国和俄罗斯也更近。罗津是朝鲜半岛上第一个按明确规划建设的现代城市，不过当30年代中期罗津建成时，清津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因此省会没有继续迁移。战后，雄基改名为先锋，继而与罗津合并，成为了现在大家知道的“罗先地区”。
清津市的街道，楼房顶上写着“自主自立自卫”清津也是朝鲜北方的重要冶金基地，当地的金策炼钢厂是朝鲜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型冶金企业。镜城则降级为“郡”。如今清津的人口在70万左右，算是朝鲜的二线城市，汇集了咸镜北道的一系列机构及学校工厂等等，而镜城的人口只有10万人左右，是咸镜北道里一个普通的存在。
清津市的输城川和金策炼钢厂从平安道南下便到达黄海道。黄海道西临黄海（朝韩称“西海”）和中国相望，但其名字并不来源于此，而是“黄州”和“海州”取首字得来的。相较于半岛上的其他道来说，黄海道的面积较小，因此13道制时期黄海道未被拆分。1954年，朝鲜将黄海道分成了黄海南道和黄海北道。黄海南道的道府所在地选在了黄海地区的最大城市海州，但黄海北道的道府没有选在当地传统的中心城市黄州，而是定在了新兴城市沙里院。在除开城外的传统黄海道地区，黄州是最衰落的城市。（注意下图中黄海北道西北角非常小的“松林市”，下面会提到它。）
黄海道“院”是朝鲜时代的一种差旅设施，主要供因公旅行的官吏使用，也是荒年赈灾的场所。对于中国网民来说，最熟悉的“院”字地名大概是首尔的“梨泰院”。在很长一段时间，沙里院都只是首尔到平壤路上的一个小驿站。直到20世纪初，京义线铁路铺到了这里，大大提升了这里的交通条件。1912年，凤山郡的郡治从内陆迁到了既有铁路又临江的沙里院。
沙里院市区景象京义线是在20世纪初日本积极备战日俄战争，准备侵略中国东北的大背景下筹建的。当时日本殖民者修铁路的目的是连接釜山、首尔和新义州，打通从日本本土前往东北的快速通道。因此，线路设计过程中没有过多考虑朝鲜半岛各地发展均衡性的问题，唯一的重点就是从直，从快。因此，京义线从首尔出发过了开城之后，经过金川，瑞兴，黄州直奔平壤，落下了黄海道最大的海州市。
日据时期的海州市海边上世纪40年代，连接海州与沙里院的黄海本线（如今的黄海青年线）开通，终于把黄海南道地区纳入了京义线的辐射范围。当时将接轨站选在沙里院，可能是因为线路短且顺直。如果选在黄州接轨，不仅线路较长，而且还存在二次过江，需要多造桥的问题。成为郡治和铁路枢纽的沙里院行政等级不断上升，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面（类似于中国的“乡”）”变成黄海北道的省会。
沙里院郊外的正方山城而与此同时，黄州则逐渐衰落下去。1896年推行23府制时，黄海道东部地区的行政中心就选在了开城，而不是黄州。之后的13道制时期，黄海道的道府又落在海州。日据时期，黄州没能成为黄海道的铁路枢纽。光复后，郡内最大的工业设施“松林制铁所”及其周边的城市化地区被划出单独组成松林市。这次区划调整顺便带走了黄州郡内最重要的内河港口，大同江上的松林港。此后，黄州长期维持着农业区的性质，变得默默无闻。如今沙里院约有人口30万，且汇集了黄海北道的诸多院校、机关和工厂企业，也是朝鲜国内比较著名的旅游城市。黄州的面积虽然比沙里院大得多，但人口仅有15万左右，也失去了作为地区中心的地位。
从黄州郡划出的松林制铁所黄海道的东侧是江原道，得名由来是“江陵”和“原州”，道内最衰落的城市是韩国一侧的铁原，它是半岛南北分断的受害者。
江原道地广人稀，从北到南差不多是整个黄海道加上整个京畿道的距离。三八线将整个道一分为二，道内三大城市原州、春川和江陵均在韩国一侧，道府设在春川。江原道的朝鲜部分没有大城市，上世纪50年代，咸镜南道最南端的元山、文川和川内划入，此后元山一直是朝鲜江原道的道府所在地。元山因为行政区划变更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目前不仅是省会，旅游胜地，而且还是朝鲜境内为数不多的拥有民航机场的地方城市。
朝鲜的江原道仔细观察上下两张图可以发现，朝韩的江原道里都有“高城郡”和“铁原郡”。这是因为三八线划定的时候并没有按照既有行政区划，反而将一些城镇硬生生地割裂开，造成了一曲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悲歌。不仅是高城和铁原两地，平康、金化、杨口和麟蹄四个郡的辖区也在三八线划定过程中分属南北，只不过由于归属其中一方的面积较小，在后来的行政区划调整中被整编进了其他郡。
韩国的江原道多年的战争和此后的南北分断几乎摧毁了江原道中部城镇的发展，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铁原郡。江原道多山，铁原附近是道内为数不多的平原。10世纪左右的半岛后三国时期，当地还一度成为“泰封国”的首都。朝鲜王朝后期和日据时代，铁原是仅次于春川的江原道第二大城市，也是从首尔去往咸镜道和金刚山的交通枢纽，朝鲜总督府曾经计划将道府从没有铁路的春川迁往京元线上的铁原。
光复后，由于江原道府所在地春川被划在三八线以南，铁原短暂地做过江原道北方部分的省会。正是因为优越的地理条件，当地在朝鲜战争中是双方都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结果被打成了一片焦土。我们所熟知的“上甘岭”就在铁原旁边的金化郡。
韩国铁原郡的历史遗迹三八线划定时，铁原市区被划在韩国一侧，但由于战争中建筑几乎被完全摧毁，当地无法再承担城市功能，人口也随之大减。随后，铁原郡治搬到了远离三八线一侧，俗称“新铁原”的葛末。原本的江原道第二大城市沦落为了边境地区的小型村镇。
南北两侧的铁原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基本都是以前线的角色存在，没有太大的发展。韩方一侧的铁原目前人口4万左右，只有第三大城市江陵的五分之一。朝方一侧的铁原也只有6万人口。下图是京元线（首尔-元山）的韩国段的最北一站，白马高地，不过现在因为线路施工处于停运状态。铁原郡的其他观光景点也基本都以朝鲜战争为主题，大多是复原建筑。
京元线韩国段的最北一站，白马高地站从黄海道和江原道继续往南看，就到了京畿道。顾名思义，京畿道是首都首尔附近的地区。虽然面积不大，但京畿道却是韩国人最多的广域自治团体（相当于中国的省和直辖市一级），总人口达到1328万。道内的水原、城南和高阳等地是首尔外围重要的卫星城市。1967年京畿道府从首尔搬回水原后，当地迅速发展，如今人口接近120万，算是因行政区划变动而受益的典型例子。
水原城墙的华虹门三八线以北也有一部分地区曾属于京畿道，那就是开城地区。南北分断给当地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受害最大的是开城以南的长湍郡，这个郡因为三八线的划定，最终消失了。
京义线韩国段的最北一站，都罗山站关注半岛局势的朋友对上图中的车站应该并不陌生。都罗山站是京义线铁路（首尔-新义州）韩国段的最北侧车站。长湍郡本来的郡治就在都罗山。作为首都的北大门和南北双方拉锯的区域，长湍在朝鲜战争中受到了猛烈的炮火摧残。而在停战后，整个郡被三八线一分为二。朝韩的分界线不是一条简单的线，它还包括了三八线两侧各2千米的南北界限，韩方界限的外侧还有5到15千米不等的民间人士限制出入区域。
京义线长湍站遗址作为三八线上的郡，长湍的相当一部分区域无法住人，甚至郡治所在地本身就已经限制一般人出入。京义线的都罗山和板门店之间原本有一个长湍站，这个站的站体紧靠三八线。1953年长湍站被炮火夷为平地，如今只留下一堆荒草。可是想当年，那里也是繁华的长湍县城的一部分。
长湍郡北方一侧南北分断后，长湍郡的朝鲜部分和开丰郡的一部分合成了“长丰郡”，目前属于黄海北道。而韩国部分则被拆分，整合进了坡州市和涟川郡。目前，坡州市下辖“长湍面（“面”类似于中国的“乡”）”，也算是免于让长湍郡的记忆彻底消失。
长湍郡南方一侧再稍微提一下开城。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开城是朝鲜半岛上的历史文化名城，是高丽王朝400多年的首都，也是目前南北交流的窗口。当地的成均馆、善竹桥和高丽王陵等等都是知名景点兼世界文化遗产。开城也保留着目前朝鲜半岛上规模最大的传统韩屋聚落。
开城的韩屋聚落直到现在，在讲话口音等方面，开城依然保持着京畿道的特征，反而与北面的黄海道有一定差异。作为京畿道北大门，连接首尔和平壤的中继站，如果南北不分断，开城的发展肯定要比现在好。虽然在朝鲜内部地位特殊，但作为南北对峙的前线，开城的发展多少收到了限制。
开城市区景象京畿道的南面是忠清道，那里已经是韩国的中部地区。忠清道的名字由“忠州”和“清州”取首字得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忠清地区的忠州、清州、公州和洪城四地在各方面都维持着差不多的水平，但在13道制实行之时，忠州和公州相对其他两座城市来说，条件还是更好一些，因此被分别指定为忠北和忠南的道府所在地。
如今，忠州虽然不是省会，但依然维持着忠清东北部中心的地位。与之相反，历史名城公州已经衰落为忠清南道的普通城市。其原因和忠南道府迁移至大田有关。
忠清南北道百济是公元前18年至公元660年存在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一个封建王国，公元5世纪后半期到6世纪中期，百济的国都就在公州，当时叫熊津城。公州位于锦江旁边群山环绕的小平原上，是一个相对安全，适合耕作的地方。63年的国都岁月和较好的地理条件给公州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也奠定了它作为农业时代忠清地区政经中心的地位。朝鲜中期的1603年，作为道级行政机构的“监营”从忠州迁到了公州。
公州的世界文化遗产，公山城1896年实行13道制后，忠清南北道的道府毫无悬念地落在了公州和忠州。但几年后，京釜线铁路开通给当地带来了变化。之前讲过，20世纪初日本在朝鲜半岛修铁路，很大的目的是连接日本和中国东北，线路设计的要求是“直”。因此，铁路在忠清道没有经过任何一个大城市。
铁路开通后的第三年，忠清北道的道府从远离铁路的忠州搬到了京釜线旁边的清州，忠南省会则留在公州。1914年，连接全罗道和京釜线的湖南线开通，接轨站选在了公州旁边的小村庄“大田”。大田差不多位于京釜线的中间位置，有一片较大的平原。把接轨站选在大田对于日本人来说一举两得，一来方便从首尔南下全罗道，利于统治；二来方便将全罗道的粮食运到釜山，再运回日本。
于是，大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突然变成了半岛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并迅速成为一座现代城市。而与此同时，一旁的公州则没落下去，当地狭小的平原无法适应工业化带来的大发展，锦江的水运在铁路面前也变得不再重要。1931年，忠清南道的省会从公州搬到大田。
日据时期建造的忠清南道府大楼兼具省会和交通枢纽身份的大田快速发展，人口从1905年铁路刚铺通时的四千多人增加到1944年时的17万。随后大田的城市规模持续扩张，最终在1995年升格成了广域市（类似于中国的“直辖市”）。目前，大田有人口150万左右，是韩国中部最大城市和最大铁路枢纽，也是韩国国铁总部所在地。2012年，忠南道府搬到了比较落后的洪城郡以促进当地发展。道府虽然走了，但忠清道的城市格局已经无法再轻易改变。
与此同时，公州则在20世纪持续衰落，目前仅存10万人口，当地的就业岗位不足还导致了比较严重的青年人口外流现象。直到2015年，火车才开进公州。虽然从地无存铁直接进入了高铁时代，但因为行政资源的缺失和交通不便而错过的90年已无法再弥补。在忠清道沿着京釜线已然形成“天安-清州-世宗-大田”城市带的今天，公州只能做个安静的历史文旅小城了。
从忠清道继续南下，便到达了朝鲜半岛西南角上的全罗道。该道的名字是由“全州”和“罗州”取首字得来的，目前分为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和济州特别自治道。1018年，高丽王朝的显宗将半岛西南部地区命名为“全罗道”，此后的一千年时间里，这个名字一直没有变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全州和罗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全罗道的两大中心城市。
如今，全州作为全罗北道省会和著名旅游城市依旧有着较高的知名度，保持着较大的城市规模。但南面的罗州则在近现代因为行政区划调整而迅速地衰落下去。
全罗南北道直到20世纪初，罗州仍然是全罗道第二大城市。当地位于罗州平原的中心，是半岛南方著名的产粮区。良好的自然条件，富足的食物供应使得罗州在历史上读书风气一直较盛，两班贵族势力也较强。简单来说，那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农耕气息强烈的城市。
1896年，朝鲜王朝进行乙未改革，其中包括了断发令等社会风俗方面的措施。这招致了罗州人的强烈反对，并引发了官民争斗。最终，罗州郡守被打死，罗州府的观察使（相当于日后的全罗南道知事）尹雄烈前往邻近城市光州避难。事件平息后，罗州府的行政机构没有搬回，日后全罗南道的道府也继续设在光州。
罗州府观察使的办公场所锦城馆，相当于现在的全罗南道厅成为全罗南道省会后，光州迅速发展，在人口上甚至超过了北部的全州，成为了全罗道最大城市以及全南的政经文教中心。1988年，光州脱离全罗南道直辖，此后，又成为五大广域市之一。20世纪之前，光州无论从城市规模还是发展程度都落后于罗州。一百多年时间，光州人口扩张到145万，而罗州衰落到只有7万人，市中心人口甚至不足4万。
1913年湖南线开通，罗州从此可以通过铁路直达首尔。但这条线路不经过光州城区，只在郊外设了一个松汀里站。如今光州城市规模扩大了很多，但主城和松汀的建成区依然没有连在一起。光州市区只有一条10公里多的断头小铁路，想坐高铁还是得去松汀站。可以想象，在没有铁路红利的情况下，行政升格给光州带来多少的机遇和资源。这也说明，近现代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交通只是助推因素之一，更重要的还是行政力量。
1930年至2005年之间位于光州的全罗南道厅建筑2005年，处于平衡地区发展的考虑，全罗南道府从光州前往务安。2013年，韩国邮政和韩国电力等国企总部开始搬到罗州东部的全南创新城。如今，罗州的人口又重新回到了10万以上。以铁路湖南线为主轴，全南西部地区形成了“光州-罗州-务安-木浦”城市带。
位于罗州光河洞的全南创新城最后来说说半岛东南部的庆尚道。庆尚道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城市，比如南部重镇釜山和大邱，重工业基地蔚山和浦项，旅游胜地安东和庆州等等。这一地名来源于“庆州”和“尚州”。由于交通和区位优势，加之战后的发展导向因素，庆尚道(尤其是南部)是目前韩国比较发达的地区，几十年间涌现了不少新兴城市。当地因为行政区划而衰落的地方不多，东莱算是一个。通俗来说，东莱和釜山，就像松江和上海一样，是“儿子管老子”的状态。
从8世纪中期的新罗时代开始，“东莱”就是半岛东南角的固有地名，历史上曾经有过东莱郡、东莱县和东莱府等等，而“釜山”则一直是东莱辖区内小型港口的名字。直到现在，当地依然有“釜山镇”这一地名。这里的“镇”不是汉语中“城镇”，而是抵抗倭寇的“要塞”之义。1895年至1896年是东莱府辖区最大的一个阶段。23府制体系下，东莱府的管辖范围包含了如今浦项、庆州、蔚山、梁山和釜山等庆尚道的大部分沿海地区。
庆尚道的一部分地区13道时期，东莱府先失去了划入庆尚北道和蔚山郡的部分。日据时期，釜山升格为“府”，东莱降格为“郡”。此后，釜山不断蚕食东莱郡，甚至吞并了原东莱邑城地区。到上世纪60年代，东莱郡只剩下釜山和蔚山之间的农村地区，最终在1973年被撤并。
庆尚南道的道府在1925年从西部内陆的江边城市晋州迁到釜山，又在1983年迁往昌原。
东莱邑城公园釜山开埠后的城市建设先后有过三个重心，分别是客运码头和火车站一带的南浦洞、釜山镇区的“西面”和如今的海云台附近。其中的“西面”这一地名的由来便是因为当地在并入釜山，开始城市化之前曾属于“东莱郡西面”（“面”相当于中国的“乡”）。
作为古代东莱府核心地带的“釜山市东莱区”错过了三波开发潮，如今是普通住宅区，只留下一个复原后的东莱邑城公园作为景点。
釜山南浦洞和影岛附近的夜景，那里是釜山城市发展的起点简单说一下庆尚道的“庆”和“尚”，这两地现在都不是道府所在地。
庆州很多朋友都熟悉，千年新罗的首都，高丽时期的“东京”，朝鲜王朝时期庆尚道的管理机构也曾一度在庆州。当代的庆州作为旅游城市没有太衰落，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维持着25-30万的人口规模。在高铁的加持下，未来也是发展可期。
尚州位于庆尚道的西北角上，曾经是连接首尔与庆尚的“岭南大路”上的重要城市。1405年到1593年间，庆尚道监营(道最高管理机构)就曾经设在尚州，随后由于抵御倭寇，地理条件更优等原因迁址大邱。尚州直到上世纪中期依然是庆尚北道北部的重要城市，但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衰落，人口从1965年的26万减少到如今的9万。
尚州的衰落只要是交通导致的。忠清与庆尚的边界上山势险要，曾经有“秋风岭(左线)”、“鸟岭(中线)”和“竹岭(右线)”三条古道，翻越过去后分别是庆北的金泉、尚州和荣州。其中走鸟岭的中线是主要线路，所以古代尚州城市更大，地位也更高。但京釜铁路、京釜高铁和京釜高速公路在建设时均选择左线，也就是从秋风岭走。秋风岭南侧的金泉和龟尾还建立了大规模工业园。尚州不在交通干线上，也错过了经济起飞期的产业布局，虽然很早就升格为“市”，但还是衰落了下去。2016年，处于平衡地区发展的考虑，庆尚北道的道府从大邱搬到了庆北北部地区，不过也没有选择尚州，而是选择了更靠中间，人口也更多的安东市。
尚州的金兰亭如果你从开头一直读到了这里，说明你对朝鲜半岛非常感兴趣，那我就再送你一张23府制时期的地图。23府中绝大部分地方都是我们讲过或熟悉的，就剩江界、甲山、洪州、南原和晋州比较陌生。
江界是平安道东北部的中心，也是目前慈江道的省会，该道的辖区约等于原来的江界府。甲山在咸镜道西北部山区，和旁边的三水一起，在半岛历史上以环境恶劣，流放地而闻名，甚至有成语“三水甲山”形容条件极其艰苦的地方。战后朝鲜设立两江道，范围约等于原甲山府，省会放在了三水和甲山之间，紧邻鸭绿江的惠山市。惠山市区和中国长白县的县城隔江相望，相较于深山里的甲山和三水，被选作省会也是自然而然。
洪州是如今的忠清南道省会洪城郡。南原是全罗北道南部城市，也是半岛民间故事《春香传》的背景地。晋州是庆尚南道西部的中心城市，紧邻南江，曾是庆南的老省会，目前庆南道府的西部办公区仍然选址在晋州。
可以说，过去的100多年中，朝鲜半岛的行政区划，城市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批近现代城市崛起伴随着另一批传统城市的衰落，如果你还有想了解的主题，欢迎留言。
23府地图(完，所有图片取自网络)
